私有信息风险被市场定价了吗——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近来,一些研究指出私有信息交易是股票收益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对其也日渐接受并采用。但是,私有信息交易在中国股市是否可以有效地作为一个风险定价因子,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采用Fama-MacBeth两阶段横截面检验,并结合多因子模型,本文发现,除市场、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和惯性因子以外,知情交易的因子负载无法预测资产收益。这意味着,在中国股市采用私有信息或知情交易概率作为定价因子或信息交易含量测度值得进一步商榷。     

关于黑龙江省深化对俄科技合作的研究

目前,黑龙江省在对俄科技合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科技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识上存在差距;科技合作规模小、层次浅;技术鉴定、评估、消化及转化的能力有限;俄方科技投资环境差。黑龙江省应该牢牢抓住＂十二五＂开局之年的有利时机,把＂科技兴贸＂作为对俄科技经贸合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协调国家相关部门,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设立对俄科技合作风险基金;加强中俄科技合作的中介机构和咨询评估机构建设;加大对＂民间引进＂渠道支持力度;共建国际性、开放型的研究院和实验室;加紧培养和充分利用对俄科技合作的复合人才;进一步拓宽对俄科技信息渠道;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需求创造;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服务功能,从而促进黑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市场不完全的理论分解与测度研究——基于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动态考察

基于金融市场不完全的结构分解,文章构建了一个涵盖市场交易费用、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和行为金融学因素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机理模型,分阶段计量分析发现:(1)普通交易成本因素影响基金折价约6.1%;(2)2007年前股指期货缺位因素导致基金折价约25.6%,之后随着股指期货的正式推出该影响显著下降;(3)市场套利定价机制不完备程度测度表明,该因素影响基金平均折价三个阶段分别为8.26%、5.87%和7.91%;(4)时期固定效应表明,有5个季度因投资者情绪相对乐观而降低了基金的平均折价率。     

异质性生产率、货款回收与中国企业出口

采用2005-2008年东三省持续存在的8 932家企业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货款回收因素在出口中的作用,发现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货款回收率都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该地区并不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高生产率和规避国内账款回收困难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应收账款的内生性分析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也会促进出口,而利润和企业成立年限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提升企业效率、改善企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供给管理及政策建议

鉴于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和长期性矛盾,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探索宏观调控模式的重构,将宏观调控理念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协调配合。     

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的例证

文章利用江苏省466家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影响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外资来源、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而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不明显,这表明江苏省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出口仍然带有较为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本文还发现不同创新投入强度的企业出口决定因素存在差异,"高强度创新投入企业组"企业出口主要受制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些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政策涵义。     

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以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高职院校走向国际化的关键。该文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围绕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分析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方案、培养途径。     

宏观经济波动、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2006—2008年的波动为资本结构自然实验法研究提供了条件。选择该期间行业内资产规模最大和最小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宏观经济波动对不同规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波动对大规模上市公司和小规模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规模的公司均显著改变了其融资行为;宏观经济状况和公司规模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     

基于GPS驯服铷钟的频率校准系统设计

定期对GNSS接收机的外部频率源进行校准是保证定位精度的重要措施。介绍了GPS驯服铷 钟频率校准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硬件组成,通过频率校准实验验证了该系统达到 了较好的长期频率准确度和短期频率准确度指标要求,保证了被校准频率源的精确度。     

论企业家活动和制度的互动关系

鲍莫尔（1990）强调制度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或者破坏性活动中的配置。然而,企业家活动并不仅仅受到制度的影响,企业家通常也有助于形成制度,文章说明了企业家和制度的这种双边因果关系。企业家影响制度通常有三种方式：遵守现行制度的企业家活动通常能够打破现行制度的基础;企业家有时也可以规避现行制度,这会破坏现行制度的效力或者促进现行制度的完善;最后,企业家能够通过创新性的政治企业家活动直接改变现行制度。